郭荆璞/文

当全球化低垂的果实逐渐被采摘之后，新兴市场带给全球投资者的风险调整后的超额回报逐渐衰减，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冲突、部分国家不成熟的政治秩序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政治极化、劳资矛盾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种种问题，正在成为阻碍布局全球权益资产的投资者们获得长期稳定、可持续的高回报的主要问题。ESG在此时被很多公司的管理者和投资者摆在商业计划书的显眼位置，然而很多人却还对ESG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

那么ESG的内核是什么呢？我觉得可以概括为，长期主义和可持续发展。这本《ESG投资》在ESG的长期主义和可持续的特征之上，还加上了“投资向善”的理念，也正是其英文原名。

《ESG投资》是“新兴市场教父”马克·墨比尔斯（Mark Mobius，似乎没有人把他的姓译成莫比乌斯）在2018年从富兰克林邓普顿退休，成立Mobius Capital之后，与两位创始合伙人共同写作的。墨比尔斯曾经执掌邓普顿的新兴市场投资部门超过30年，将基金管理规模从1亿美元提升到逾300亿美元，并且一直站在全球新兴市场投资的最前线，他在东欧、非洲、拉美，以及包括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内地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上，都创造了大量成功的投资案例。

墨比尔斯的投资理念可以概括为著名的15条法则，其中他强调的是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分析，在危机导致的低估当中大胆进取，在人人狂热的时候坚决出场，他的核心理念是价值判断和全球范围的分散投资。他强调投资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性，也强调投资过程当中对公司和国家治理的考察的重要性。

墨比尔斯使用“FELT测试”用于投资：公平(Fair)、有效(Efficient)、流动性(Liquid)、透明(Transparent)。这4条测试原则也被他引入到ESG投资的评价当中。在评价ESG投资标的的同时，墨比尔斯也特别强调投资者的积极参与的重要性，他认为ESG投资需要激发企业和监管向善的动力，需要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旁观，这是指数型的ESG基金无法做到的。

ESG投资的定义和分类

ESG即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出自2004年的<Who Cares Wins>，由联合国邀请数十家金融机构共同完成，旨在将全球资本市场与应对全球性变化和问题的努力联系起来。ESG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相联系，根据晨星的统计，目前按照ESG标准进行管理的资产已经超过30万亿美元。

1987年联合国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也叫《布伦特兰报告》）要求将环境问题纳入政治议程。该报告努力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UNPRI) ，它包括6项核心原则，签署这6项原则的组织管理总资产超过了 121 万亿美元，这6项原则分别是：我们将 ESG 问题纳入投资分析和决策过程；我们将成为积极的所有者，并将 ESG 问题纳入我们的所有权政策和实践；我们将寻求我们投资的实体就 ESG 问题进行适当披露；我们将促进投资行业对原则的接受和实施；我们将共同努力，提高实施原则的有效性；我们将各自报告我们在实施原则方面的活动和进展。

墨比尔斯给出了ESG投资的四要素，分别是：对环境和社会更加负责，诚实、坦率、公平和公开；认真履行在这些领域的承诺；以合理的成本做这些事情，不必付出过高的代价；做有利于世界的事情。

我们往往关注的是，在企业运作过程当中的行为是否符合ESG标准，然而执行ESG标准显然是有成本的，如何平衡短期成本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是每一个投资者评判企业的时候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长期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相通的，他们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也能够帮助投资者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2015年，联合国峰会的17项目标当中，可持续发展占据了核心地位，在投资和ESG的发展当中，投资机构通过资本配置，对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发挥影响力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墨比尔斯对投资机构发挥影响力的看法与他在新兴市场的经验有密切的关系。他认为，要追求的是永久的改善某一新兴市场国家的某一系统，可持续的回报是必需的。公益则是通过专业建议推动那些服务于普通民众，改善民众生活和环境的公司获得更快的增长，从而改变世界。

书中举了M-Pesa和其他提供汇款、小额信贷的公司的例子。为什么它们可以获得成功？科幻小说作家吉布森（William Gibson，创造了赛博空间的概念）提出了关于“社区找到了技术的独特用法”的说法。

从投资方法的角度，则可以把ESG投资划分为7种：负面/排斥性筛选、正面/最佳类别筛选、基于规范的筛选、整合ESG，即财务分析中纳入ESG因素、投资于促进可持续性的公司、影响力/社区投资、企业参与或股东行动主义。

其中前3种主要是被动投资，中间两种带有一定的积极选择性，最后两种则是积极投资。

本书出版时，在ESG投资的各类型当中，负面筛选的资产管理规模最大，大约为15万亿美元，整合ESG为 10.4万亿美元，企业参与或股东行动主义约8.4万亿美元（其中可能有重复统计）。

从ESG投资的分布上看，2016年全球ESG投资的总规模23万亿美元，欧洲为12万亿美元，主要是负面选择；美国9万亿美元，主要是整合ESG，该类型在加拿大、澳新和亚洲也是主流；日本不到1万亿美元，企业参与占主导。

那么如何衡量影响力，以及“净正面影响”？这个问题困扰着包括世界银行等在内的大量参与者和资金/资产管理者。MSCI试图使用DCF的三要素：代表ESG公司更强竞争力的现金流、代表更善于管理公司的特有风险指标、代表更低的系统性风险，从而获得的更低资金成本和更高的估值。简而言之，ESG带给更加关注长期价值和可持续发展的投资者一种新的工具，筛选那些更符合长期主义和价值投资的公司，并允许市场降低这些公司的融资成本，改变对公司的认识，从而提升公司的价值。

Why ESG? Why always ESG?

对于投资者来说，如何理解ESG的必要性呢？或者说，除了情怀，ESG通过什么途径能够提升企业的盈利和价值呢？可能的答案是消费者的选择。

墨比尔斯认为，ESG的理念应当是：“为行善自我融资，使善行可持续发展。”

伟大的建筑设计师、工程师、发明家、思想家和诗人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曾经把地球比作一艘宇宙飞船，以每小时10万千米的速度行驶在宇宙中，人类就是地球这艘飞船的宇航员，必须知道如何正确地运行地球才能安然飞行。

富勒富于诗意的叙述反映了西方人在上世纪60年代普遍的心态，当人类面对脆弱而美丽的地球生态环境时，既小心翼翼，又对自己取得的成就充满骄傲，认为人最终可以掌控生态系统，而且必须如此。

60年代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无疑是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启蒙了婴儿潮一代的环保意识。婴儿潮一代的努力体现为布伦特兰报告，要求将环境问题纳入政治议程。

随着人类发展进入新的世纪，千禧一代的消费与投资决策正在成为一种价值观的体现，这是与婴儿潮一代的不同。千禧一代是ESG最重要的推动者，他们希望用自己的选择对社会和机构施加压力，同时也愿意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自身观点和信仰。

这种价值观也体现在对外部性内化的认识上，比如碳信用，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开始，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和2001年的《马拉喀什协定》规划了碳减排的路径，直到2016年的《巴黎协定》将碳中和目标最终确定下来。推动这些协定的不仅是政治家，更是千禧一代的年轻人，他们不再以婴儿潮一代普遍的抗议、的方式作为表达自己意愿的主要途径，而是通过他们更擅长的方式——那就是消费。

在社会方面，本书举了孟加拉国达卡郊区的塔兹琳(Tazreen)服装厂火灾的例子，在这场悲剧中共有117人丧生，塔兹琳的客户包括C&A、沃尔玛和西尔斯百货等企业。如果没有互联网和消费者对百货和超市企业的抵制，这样的悲剧几乎无人所知，也无法改善第三世界国家工人的处境。

千禧一代正在用消费行为引导企业和资产管理者，通过消费和投资行为来投票。他们施加给可口可乐、星巴克们的压力不再是通过对抗和抗议，而是通过减少那些在ESG方面不合格或者进步缓慢的公司的产品消费来实现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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